當前，臺灣經濟正處于新一輪轉型的十字路口。兩岸經貿關系的迅速發展及對臺灣經濟影響程度的日趨加深，已成為影響未來臺灣經濟轉型的重要因素。
一、臺灣經濟步入新一輪轉型期
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臺灣經濟先后經歷了幾次重大轉型，即：50年代通過進口替代工業策略，推動臺灣由殖民地經濟向工業化社會轉變；60年代實現經濟起飛后，臺灣建立起以加工出口工業為導向的外向型經濟體系，進入工業化加速時期；80年代中期后，島內外經濟環境劇變，迫使傳統產業大量外移，其工業主導角色為新興的電子工業所代替，同時經濟自由化進程加快促進了現代服務業的崛起，臺灣開始由工業化經濟向服務業社會轉變。自90年代后期開始，臺灣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開始步入新一輪轉型期。
1.制造業外移與“產業空洞化”跡象的浮現。
信息電子產業作為臺灣制造業的支柱產業，自90年代后期開始大量外移，成為促使臺灣經濟轉型的主要因素。在1995年，臺灣個人電腦及周邊產業的移往海外生產的比重僅為25%，但到2002年這一比重已迅速上或至75%，其中移往祖國大陸的比重近60%。同時，臺灣物核心產業半導體業步入21世紀后也開始向祖國大陸轉移，并呈加速之勢。
臺灣信息電子產業的外移，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因素，其中國際跨國公司經營策略的改變是其主要推動因素之一。90年后半期以來，隨著IT產品的低價化以及生命周期的迅速縮短，越來越多的國際跨國公司采取供應鏈管理模式，要求下游代工客戶盡可能降低生產成本、縮短供貨時間、就近提供售后服務等等。這使得國際IT產業鏈條中的生產制造、銷售與服務環節，進一步向市場替力大、生產成本低、具群聚效應的地區集中，而祖國大陸正具備這些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以代工生產與設計（OEM/ODM）為主的臺灣IT產業，不得不依照跨國公司要求調整自己的投資與發展策略，大量將生產基地向祖國大陸轉移。因此，臺灣信息電子產業雖是90年代才快速崛起的新興產業，但其外移速度已打破傳統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宿命：即只有步入成熟或標準化階段的產品，才會以直接投資方式向外轉移。臺灣的傳統加工出口產業自60年代初崛起，到80年代中后期才步入成熟期而大量外移。但對臺灣的多數IT產品而言，其轉移周期已大幅縮短。
信息電子產業在短期內的快速外移，給臺灣制造業帶來新的挑戰：一是在相關產業外移后，后期新興產業沒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發育、壯大，并替補移走的產業；二是由于缺乏新的投資機會，制造業投資持續不振，從2000年以來甚至連續出現衰退；三是制造業吸納就業能力趨緩甚至衰退，導致島內失業率近年來大幅升高；四是制造業對外投資速度與規模遠高于外資進入，呈現資金凈流出，且缺口越來越大。基于此，有島內學者認為臺灣已出現“產業空洞化”的跡象。
于是，如何加快制造業升級與建立新的國際比較優勢，成為臺灣制造業面臨的新課題。
2.服務業亟需突破新的發展瓶頸。
自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島內人均收入的提高及臺當局推動經濟自由化，島內服務業步入快速發展期。服務業占臺灣GDP比重迅速由1987年的52.2%大幅攀升至2003年的67.8%。從產業份額上看，服務業已成為帶動臺灣經濟增長和吸收島內就業的主導部門。
但自90年代后期開始，島內外環境的轉變對服務業提出了的新的挑戰。第一，臺灣服務業是典型的內需型產業，其服務的主要對象一是島內民眾消費市場，二是島內制造業；但90年代以后由于島內泡沫經濟的破滅及人均收入增幅趨緩，民眾消費擴張速度減慢，相應減弱了服務業擴張的動能；第二，隨著制造業主導部門的加速外移，過去服務業所服務的對象不斷流失，但服務業并未能追隨外移的客戶開拓新的市場領域；第三，政策刺激效應減弱，隨著臺灣經濟自由化程度的提高，過去推動經濟自由化產生的刺激效應開始遞減。相反，有關自由化政策反而使島內銀行家數過多、過濫，出現市場過度競爭等不良后果，這是90年代末期的臺灣本土型金融風暴及近年來銀行呆壞帳比例的迅速升高的重要原因。
于是，自90年代后半期開始，第三產業增速減慢。1987年到1997年間，服務業產值年均增長率達9.0%；但從1998年到2002年間，年均增長率下降到4.7%。特別是金融、保險業，在1987年到1997年平均年增率高達11.5%，是帶動服務業增長的主要動力；但到1998年至2002年間，年均增長率驟降至2.6%，低于全體服務業的增長率。占島內GDP比重高達三分之二以上的服務業增速減慢，直接導致臺灣經濟增長率由過去的中速增長轉入低速增長。臺灣實質經濟增長率在1987-1997年間平均為7.0%；但到1998-2002年間下降到年均3.1%。如果服務業無法加快產業升級、增加國際競爭力和拓展海外市場以增加新的發展空間，就很難帶動臺灣經濟保持持續快速增長。
此外，在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勢頭加快、國際產業分工日趨深化形勢下，臺灣在亞太區域的經濟地位與角色也面臨重新定位。在90年代中期以前的30余年時間里，臺灣在亞太地區雁陣式產業分工體系中先后扮演著勞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基地和電子信息產品加工出口基地的角色。但隨著東南亞地區及祖國大陸經濟的迅速崛起，臺灣作為制造生產基地的角色日趨削弱，使今后臺灣在亞太地區產業分工體系中的角色與定位面臨新的選擇。同時，今后隨著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不斷加強，尤其已成立的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內地與港澳建立的更緊經貿關系安排，以及推動中的東盟與中國、東盟加三等區域合作形式，也對臺灣提出新的挑戰，東亞地區日趨活躍的區域經濟合作及由此產生的貿易、投資轉移效果，也使臺灣面臨“邊緣化”的隱憂。
二、經濟轉型之路與兩岸經貿關系發展
臺灣未來的經濟轉型之路，與兩岸經貿關系發展有著越來越密切的關聯。
從臺灣制造業轉型角度看，臺灣過去制造業的優勢主要來源于相對低廉的生產成本和所形成的獨特的產業分工整合的產業體系。特別是臺灣的信息電子工業，在過去近20年時間里形成的密切的產業分工整合體系，將其國際代工生產優勢發揮到極至。但隨著島內投資環境的變化以及產業的加速外移，臺灣的生產成本優勢已難以為繼，原有的分工整合生產體系也逐漸被打破。因此從總體看，臺灣既有的代工生產模式面臨空前挑戰。從附加價值角度看，在生產基地大量外移后，臺灣制造業的升級方向應向產業鏈中高附加價值的上游研發、創新和下游的增值型服務方向升級。但無論是研發創新還是增值性服務，都需要有中游的生產制造作為支撐。而祖國大陸已成為臺灣生產基地外移的主要地區，臺灣制造業的轉型升級離不開祖國大陸生產能力的強力支撐。
從服務業角度看，未來臺灣服務業轉型升級一是應加強知識型服務業的發展，以增加服務業新的活力和進一步提高附加價值；二是應改變傳統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通過拓展新的外部市場擴展服務業的發展空間。無論從經濟地緣關系還是兩岸經貿關系的密切程度，未來臺灣服務業欲拓展外部市場，都無法離開祖國大陸的龐大市場支撐。特別是在制造業生產基地大量向祖國大陸轉移情況下，島內金融、物流等生產服務業向祖國大陸延伸的迫切性越來越強。迅速擴大的祖國大陸服務市場，無疑將為臺灣服務業的轉型提供強有力的動力。
在未來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加快勢頭下，臺灣欲擺脫邊緣化的危機，同樣需要加強與祖國大陸的經濟聯系。在加工制造的優勢逐漸式微后，臺灣應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較利益優勢，通過加強與祖國大陸的經濟整合來提高在亞太地區經濟分工中的地位。通過制造業向研發、創新及增值性服務的升級，臺灣可以建立起自己在發達國家和祖國大陸間的技術、服務中介者角色；通過服務業市場向祖國大陸的延伸，臺灣可以充當祖國大陸的門戶。如果今后兩岸能夠建立起更為密切的經濟合作機制，隨著祖國大陸與港、澳地區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效果的日益顯現，以及祖國大陸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也將有助于帶動臺灣更深地參與亞太地區經濟合作進程，提高臺灣在其中扮演的地位與角色，避免“經濟邊緣化”的危機。
過去20余年來，兩岸經貿關系快速發展已對臺灣經濟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80年代中后期臺灣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兩岸經貿關系發展推動了臺灣經濟的轉型步伐。在過去4年間，兩岸經貿關系發展對于臺灣經濟走出底谷、漸趨復蘇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2000年至2003年臺灣經濟年均2.6%的經濟增長中，2.5%是來自于外貿順差的貢獻，而外貿順差則百分之百的來自于對祖國大陸的貿易。今后，兩岸經貿關系發展不僅仍將是促進臺灣經濟復蘇的重要動力，也將是推動臺灣經濟完成新一輪轉型的重要因素。同時，今后臺灣經濟的轉型，無疑也將有利于兩岸經貿關系的進一步發展。
未來臺灣經濟的轉型以及兩岸經貿關系的發展方向，將是市場機制運作的結果，是不以人為意志為轉移的。但自從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政策以來，島內“臺獨”分裂勢力出于政治考慮，試圖選擇一條與祖國大陸漸行漸遠的經濟發展之路，即：一方面力圖建立起一個可以與祖國大陸相抗衡的“高度自主性”的經濟體系；另一方面在兩岸經貿關系上采取阻撓措施，使兩岸經貿關系至今仍處于間接、單向的發展格局。這種逆勢而為、以政治利益為優先的做法，已經人為延長了臺灣經濟轉型的陣痛期，這是導致過去4年來臺灣經濟陷入空前困境的深層原因。今后，如果陳水扁一意孤行繼續推動“臺獨”分裂活動，不僅將導致兩岸關系步入高危期，也必將傷害兩岸經貿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和臺灣經濟的轉型，臺灣經濟必將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來源：福建社科院臺研所
編輯：木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