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證哥”走了，“潛伏姐”來了？

　　日前，南京市一名女出租車司機以消費者身份參加出租車調價聽證會引發質疑。該女出租車司機稱，是想從打車人的角度談談自己的想法和心情，并非外界猜想的那樣刻意“冒充”。她承認當時填表時在職業欄里填的是自由職業者。目前，該名出租車司機的聽證資格已被取消。（4月10日《揚子晚報》）

　　說南京那名女出租車司機“冒充”消費者身份，顯然不夠嚴謹，因為下了班之后，她可能同樣需要打的服務。不過，稱其為聽證場合的一位“潛伏姐”，倒也未必全是戲言——既然相關部門已經專門安排了包括2名出租車駕駛員在內的4個“經營者”代表，你再刻意隱瞞自己的“的姐”職業，那就難怪公眾因著誠信要求而不依不饒了。

　　近些年來，現實語境的一種怪象是，相比于聽證會本身的內容和話題，一些聽證場合的參與者，似乎越來越成為公眾熱議或輿論聚焦的方面，由此也便出現了“聽證哥”、“聽證奶”乃至“聽證專業戶”這樣的特殊明星。對于聽證會上的“老面孔”現象，盡管有的出于“圖名”，有的為了“謀利”，但最讓公眾詬病的，則還是這些“聽證明星”的高度配合、只贊不彈，也即人們常說的“十聽九漲”、“只漲不降”。于是乎，對于千篇一律的聽證結果，公眾雖然只能無奈接受，那些拋頭露面的“合作者”，往往也便成了唾手可得的“發泄墻”與“出氣筒”。

　　稱南京那名被取消聽證資格的女出租車司機是“潛伏姐”，還有一層未經核實的揣測，便是這種魚目混珠的“消費者”角色，究竟是“的姐”的自愿參演，還是組織者的精心植入？我就奇怪了，既然“經營者”代表中的出租車司機身份能被細細確認，何以到了“消費者”人選那里，隨便填個“自由職業者”，就能一路綠燈地“驗證”屬實、“審核”過關呢？

　　也許，“聽證哥”走了，“潛伏姐”來了，實在是某些聽證組織者在迫不得已之下，才想出來的“與時俱進”高招。雖然目前對于聽證會代表的如何產生，尚還缺乏一套具體、明確的硬性制度規定，但不少地方“聽證專業戶”的前車之鑒，確實已經產生令人忌憚的輿論威力。何以解憂，惟有“潛伏”——安排個別看似隨機選擇的陌生面孔，“代表”這、“代表”那地上臺來說說套話、走走過場，順順利利地“將表演進行到底”，顯然是種更為穩妥和保險的“聽漲”之道了。

　　“聽證花架”不除，“代表貓膩”難絕。價格聽證是現代社會的開放之舉，更是政府決策溝通民智的生動體現。歸根結底，群眾雪亮眼睛想盯的，并不是什么“聽證哥”或“潛伏姐”，而是聽證來、聽證去的價格，為何總是“只漲不降”。換言之，如果聽證會的“有漲有降”成為了一種常態，“聽證哥”來得再多，“潛伏姐”藏得再深，又有何妨？（司馬童）